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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兴衰】利率市场化下的美国银行业倒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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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靳论固收? ? 国海研究 · 固定收益

  文章要点

  美国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按照存款规模计一度是美国第七大商业银行,巅峰时总资产近400亿美元。由于过度扩张造成的风险敞口过大,银行贷款从80年代开始遭遇偿付问题。1984年银行面临巨额亏损与挤兑,迫使美联储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其进行了救助。1994年,大陆银行被美国银行收购,其名字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回顾大陆银行的失败历史,我们总结出大陆银行管理者正是没有做好以下风险防范,最终导致危机:经济周期风险、行业与个体风险、海外风险、流动性风险。

   hui gu da lu yin hang de shi bai li shi, wo men zong jie chu da lu yin hang guan li zhe zheng shi mei you zuo hao yi xia feng xian fang fan, zui zhong dao zhi wei ji: jing ji zhou qi feng xian hang ye yu ge ti feng xian hai wai feng xian liu dong xing feng xian.

  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美国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经营风险加剧。在1982-1992年的十年间,美国平均每年有209家银行倒闭。大陆银行只是倒闭潮中的一个缩影。见微知着,通过对大陆银行的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启示:(1)对市场化竞争早做准备,但更要深刻理解经济发展的周期特性,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一味的盲目扩张,有时反而适得其反;(2)把握经济脉络,分散化资产配置;(3)始终以核心存款为重点,优化负债结构;(4)“大而不能倒”,不能倒的是存款人,而不是股东。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风险、企业经营风险

  (感谢洪烨、单春妮对本文作出的贡献。)

  1、美国大陆银行速览

  伊利诺伊州地处美国的中心地带,一边连接着中西部广大农业地区,一边毗邻五大湖,三十多条铁路穿行州内,发达的陆路、水路交通使伊利诺伊成为东西部农业产品运输的桥梁。州内丰富的铁矿石矿藏和强大的钢铁工业在密歇根湖畔共同孕育了芝加哥这一美国第三大城市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伊利诺伊州庞大的经济总量与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大型银行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大陆伊利诺伊国家银行和信托公司(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 后文简称“大陆银行”)就是其中之一。

  伊利诺伊州大陆集团(Continental Illinois Corporation,以下简称“大陆公司”)是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一家银行持股公司,大陆银行是其附属商业银行。该银行按照存款规模计一度是美国的第七大商业银行,巅峰时总资产近400亿美元。银行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商业国民银行(Commercial National Bank)与1883年成立的大陆国民银行(Continental National Bank)。

  由于过度扩张造成的风险敞口过大,银行贷款从80年代开始遭遇偿付问题。1984年银行面临巨额亏损与挤兑,因为大陆银行规模过大,被政府认定为“大而不能倒”,所以美联储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mpany,简称“FDIC”)对大陆银行的进行了注资、接管,而不是直接破产清算。1991年,大陆银行经营逐渐恢复正常,FDIC将所有权卖给私人投资者,重新完成私有化。1994年,大陆银行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收购,其名字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大陆银行都是芝加哥城规模最大两家的商业银行之一(另一家是芝加哥第一银行)。它是商业国民银行与大陆国民银行于1910年合并的产物,合并后,新银行拥有1.75亿美元的存款,其名称最初是芝加哥大陆和商业国民银行(Continental & Commercial National Bank of Chicago)。1929年,银行合并了伊利诺伊商人信托公司(Illinois Merchants Trust Co.)后,更名到如今的名称大陆伊利诺伊国家银行和信托公司(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在大萧条期间,银行为了维持流动性,接受了金融重建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大萧条期间成立的政府金融救助机构)5000万美元救助贷款。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繁荣,银行持续增长,到60年代初大陆银行已经拥有了30亿美元存款和5000名员工。

  到70年代,大陆银行形成了5大业务线,分别是:

  一般商业银行服务(General Commercial Banking),为企业与其他银行提供存款等银行服务。以地域分类,其中一部分是区域性的对公存、贷款业务,经营区域包括芝加哥大都会区、伊利诺伊州其他区域、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另一部分是全国性同业业务,主要是为全国2600家银行提供服务与资金往来,是强大的银行同业业务平台。除此以外,通过29家外国分行,为国外政府、企业、跨国组织提供服务。按行业分类,银行内部单独设立特殊行业服务部门,为石油与天然气、采掘、基建、航运四个行业单独提供服务,显示出公司对这些行业战略上的重视。

  信托与投资服务(Trust and Investment Service),其中包括组合管理、投资咨询、信托、运营、托管、存管、交易经理、注册等一揽子服务。

  房地产服务(Real Estate Service),向房屋建造者、开发商、银行、房地产投资信托等房地产相关方提供信用,进行发放、管理、销售房地产贷款的经营活动。

  债券业务(Bond and Treasuty Services),是银行债券一、二级市场相关业务。大陆银行作为35家主要国债做市商之一,直接与美联储交易柜台对接。它还负责承销州、地方政府债、公共住房证券、公司债券。帮助银行进行组合定价和管理,帮助公司管理利率相关资产等。

  个人银行业务(Personal Banking Service),是银行对个人和家庭的业务组合,包括存款、定期、支票和个人消费贷款、房地产贷款等。除此之外,银行为高净值个人成立了私人银行中心(Executive? Financial Center),全面满足客户的各种业务需要。

  2、倒闭始末

  2.1? 1975-1981:雄心壮志,

  成为美国最大工商业贷款者

  在1981年银行经营开始出现问题之前,大陆银行的扩张十分迅猛。从1975年开始,为了在利率市场化中早早占领竞争高地,银行确立了“成为美国最大工商业贷款者”的雄心。为了这个目标,银行内部专门建立了原油和天然气事业部,在行业繁荣中对能源业敞口不断增大;同时增加了对房地产和航运业贷款;开发了多种国际业务,通过29家国际分行向发展中国家发放大笔贷款。

  大陆银行的措施效果十分有效,银行工商业贷款从76年的近50亿美元增长到81年的140多亿美元。总资产从215亿美元上升至450亿美元。大陆银行的贷款比率从1977年的57.9%上升至1981年末的68.8%;同期它的资产收益率保持在0.5%,股本收益率达14.4%,经营效益远超美国同业。出色的增长和利润也为大陆银行带来了市场赞誉,所罗门兄弟的分析师称其为“最好的货币中心银行(money center bank)之一”,在同期美国大型银行股价只上涨10%的时候,大陆银行股价从13美元翻了一番至27美元。

  2.1.1?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银行力争做大做强

  诞生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利率管制,在60年代后期越来越不适应当时的经济金融环境。一方面利率管制限制了银行之间的竞争,不利于行业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在高通胀的环境下,存款利率上限使银行存款失去吸引力,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和海外,对美国经济的信用供给不足。因此,美国自70年开始逐步放松利率管制“Q条例”。市场化进程先从同业产品开始,改革涵盖了市场利率的大额存单、货币市场基金、大额货币市场存款账户等。

  在利率逐渐放开的条件下,银行之间的竞争加剧,过去各家银行经营各自的“一亩三分地”状况转变为“赢者通吃”。以往在地域保护与政策限制之下,美国各地中小银行林立,一般每个城镇都会有当地人成立的小银行,每家银行提供着同质化的服务和产品,依靠人情关系维系经营。而在市场化条件下,银行产品价格必将成为决定银行胜败的关键因素,部分竞争力强的银行通过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更低的贷款利率,将打破以往由人情维系的业务网络,挤压其他银行的生存空间。

  利率市场化给银行业一次大洗牌,让强者愈强,弱者出局。大型银行的规模效应、头部效应日益明显,带来的成本优势在市场化条件下更具竞争力。因此,1975年大陆银行喊出“做大做强”的口号,宣称要成为美国最大工商业贷款者,试图在即将到来的业界竞争中率先脱颖而出。但是由于各州的地方保护主义,银行业经营地域限制并没有放开,在经营网点无法扩张的情况下个人与企业资金增长不易。这时同业产品的放松管制与创新,就成为大陆银行扩张的武器,让其可以依靠高息从同业市场招揽资金,为资产端的扩张准备弹药。从1977年到1981年,银行核心存款(私人与企业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由30%下降到20%,最高的时期,其负债端同业机构资金一度占到了总存款的90%,近2300家金融同业在大陆银行有资金存放。

  2.1.2? 70年代石油业的繁荣中,银行对石油业贷款快速增长

  整个美国70年代由两次石油危机所引发的滞涨所主导。由于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原油价格从1973年的3.29美元/桶一口气飙升至11.58美元/桶。到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伊朗对全球的石油输出,国际石油供应量急剧减少。1979年下半年石油价格从13.77美元/桶暴涨到37.29美元/桶。即使在两次石油危机之间,美国失败的紧缩财政政策依然没能有效遏制输入型通胀,74-78年,油价依然上升了20%,导致美国年均CPI在7%左右。

  尽管高油价、高通胀严重挤压了农业、工商业等行业的利润,却有一个行业在高油价中获益丰厚,那就是与石油联系最紧密的原油勘探与生产业。高油价刺激了高投资,整个70年代美国石油勘探商都在疯狂的寻找油田增加产量,同时产油区德克萨斯州与路易斯安纳州人口也因为石油开采和加工业的繁荣不断流入。1971到81年的10年时间,采掘业年增加值从15.2亿美元上涨8倍至121.50亿元,仅石油和天然气建设这一个行业对美国GDP的拉动在1980年达到了惊人的2.74%!

  在“做大做强”的战略指引下,通过对过热的能源业投放贷款并从其他银行购买投机性贷款,大陆银行资产飞速增长。伊利诺伊州并非石油重镇,大陆银行一边在各产油区成立了销售办公室,联系拉拢石油产业客户,一边与诸多石油产出地的当地银行进行项目合作,拓宽了参与能源业信贷的通道。在70年代末,借着美国ABS、MBS等证券化产品起步的东风,大陆银行通过购买其他银行的信贷资产进一步绕开地域限制参与到能源行业之中。到1981年,大陆银行石油与天然气贷款额达到29亿美元,占到银行贷款总量的10%。

  2.1.3? 拓展房地产业务与航运业务

  从公司的业务版图中就能发现,房地产业务是一直是大陆银行战略重心之一。1975年开始,在贷款利率管制与高通胀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又经历了一轮发展高峰。大陆银行抓住契机,通过房地产扩充其资产端。到1981年,银行房地产贷款接近贷款总量的10%,是能源贷款外的第二大品种。

  石油危机推升油价的同时,促进了煤炭等替代能源的国际贸易。虽然这一时期远洋油运由于石油危机和贸易活动的减少而进入寒冬,但是干散货航运在70年代末正经历一波繁荣,干散货船租金和价格的不断上涨,让其成为非常放心的贷款抵押品。大陆银行借此机会向造船企业和航运公司大量发放船只建造贷款。

  2.1.4? 快速国际化,参与发展中国家债务

  美国对银行业跨地域经营的限制由来已久,1933年的“麦克法登法案”与1970年“道格拉斯修正案”分别限制了银行与单一银行控股公司的跨州经营。然而,扩大经营地域范围是银行推动规模增长的必经之路。在美国境内扩张受阻之后,大陆银行同花旗银行等华尔街大银行一样,均选择了国际化之路。

  20世纪70年代,大陆银行一直积极拓展海外经营网络。到了1974年末,银行已经在6大洲39个地区成立了122家办公室,海外定期存款达到57亿美元,海外贷款为26亿美元,规模在美国同类金融机构中遥遥领先。1975年后,美国高通胀与低利率的环境加速了美国资本的外流,大陆银行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投资。大陆银行也是第一批同中国银行组建业务联系的美国大型银行之一。

  更重要的是,在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拉美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家收益丰厚,出口创汇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为了在本国储蓄率较低的情况下保证投资与增长,拉美国家大量发放主权债券,当地矿业、能源公司也在招揽贷款进一步开发资源。以墨西哥为例,1975年资本项目流入规模仅为16.5亿美元,但到了1979年,流入规模高达84.5亿美元,1980年资金流入规模到了113.8亿美元,1981年更是上升至266亿美元。由于信奉“主权国家不会破产”,大陆银行与诸多华尔街大银行一道大量参与了拉美国家投资,购买或发放了不少主权债券和贷款,并在70年代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2.2? 1981-1984:乌云压顶

  经营业绩下滑,风险事件频发

  1981年美国第49届总统里根上台,他在位期间贯彻“里根经济学”,实行减税降开支的财政政策,同时严格控制货币供应,使得80年代初联邦基金利率一度达到20%的高位。流动性的收缩推高了货币资金利率,而负债成本抬升又挤压了依赖同业资金较为严重的大型银行净息差。因此1981年几乎所有大型银行信用评级都遭到下调,但大陆银行却凭借高速增长和漂亮的财务数据成为了例外,各个评级公司维持对它的“AAA”评级。

  80年代初各个行业已显露衰退迹象,大陆银行却忽视了种种警示信号依然保持高速的信贷投放以维持增长,这种增长实际上是强弩之末。最终在行业危机的全面爆发中,大陆银行包括能源、房地产、航运行业在内的不良贷款不断积累,而发展中国家风险事件频发也严重影响了银行信誉。

  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不良贷款增长和利润损失,银行资产规模开始下滑,并引起负债端连锁反应,同时评级遭遇连续下调。大陆银行在市场压力下将自己从芝加哥交易所大额存单可交易银行名单中移除,并不得已转向利率更高的欧洲美元市场寻求资金,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负债成本。到了1983年,两个主要股东清空了自己的股票。

  2.2.1? 油价下跌与石油业的衰退

  里根经济学成功的将美国从滞涨的泥潭中拉出,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从80年代初的负增长到了巅峰时的8%,失业率从高点10.8%一路下降至5%附近。美国经济的强劲一扫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贬值的阴霾,推动美元在80年代一路上涨,有效地抑制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另一方面,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上涨促进了其他非OPEC国家的石油生产能力,除了美国外,苏联一跃成为最大石油供应国,挪威、墨西哥、加拿大等也纷纷增加了石油出口。与此同时,石油使用效率的提升,煤炭、核能、天然气等的替代能源技术的研发,共同削弱了石油需求。整个80年代石油价格下降了6成,其中1984年1年内石油价格就遭到腰斩,尽管OPEC几经减产,也没有挽回油价的颓势。

  石油价格的下跌导致了美国石油业的衰退。从1982年开始,美国石油投资转负,过剩产能的出清中,一批生产成本较高的石油生产商濒临破产或出局。然而大陆银行管理层对于石油行业的衰退不以为然,认为油价下跌只是小的价格波动,依然持续对能源业进行投入,其中不乏濒临破产的企业。从1981年至1982年,银行对能源业贷款从28亿美元增长至52亿美元,占贷款总量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15%。

  然而市场是无情的,没人能从经济规律中幸免,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最终成为了这轮石油业衰退中的牺牲品之一。1982年当年,一家名为佩恩广场银行(Penn Square Bank)、专门发放能源业贷款的俄亥俄州小型银行宣布破产,而大陆银行是佩恩广场银行贷款的最大买家,共向后者投入了10亿美元之多,并且大陆银行在投资时显然没有尽到认真审查和勤勉的义务。在此之后大陆银行不得不在财报中披露其不良贷款显着增长,市场也对银行的进取型战略由以往的赞誉转向负面评价,股价也在一个月内下跌了60%。

  2.2.2? 房地产与航运业的衰退

  除了能源业,房地产和航运业也在80年代初先后衰退。因为美联储控制货币总量而采取紧缩政策,已经市场化的贷款利率也水涨船高,30年期房屋抵押贷款利率一度达到18%。利率敏感的房地产业率先遭受打击,高利率吓退了住房需求,房屋新开工与平均售价在1982年陷入低谷。房屋价格的下跌与建设的停滞,让中小型房地产开发公司资金链断裂,大陆银行发放的开发贷款也已经覆水难收。作为抵押品的房屋物业在楼市寒冬中即使折价也难以处理,成为银行手中的烫手山芋。

  干散货航运业同样在80年代初陷入衰退。先是由于1981-1982年世界范围经济衰退,各国生产活动减少抑制了总贸易需求;后接83-84年石油价格暴跌,便宜的石油替代了煤炭的能源需求,致使煤炭贸易几乎停滞。航运需求的萎靡必定传导到造船市场,巴拿马型船的日租金水平在1981年1月还有1.4万美元,到1982年12月已下跌到约4200美元,两年跌幅达70%。1980年新造一艘巴拿马船的价格约2800万美元,但到1986年5年船龄的巴拿马二手船价格只有约600万美元,下跌80%。与房地产类似,即使拥有船只作为抵押品,在价格的暴跌中也无能为力,特别是船只价格下跌与折旧幅度远远大于房屋物业,让大陆银行在本轮航运业衰退中累积的损失大幅超过了在房地产上的损失。

  2.2.3? 拉美国家债务危机

  以1982年8月墨西哥债务违约为标志,大陆银行在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中折戟。拉美国家债务危机有其自身的经济结构原因,但直接原因是美联储大幅加息引发的外汇储备流失,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的出口减少和偿债能力丧失。既墨西哥之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也相继发生还债困难。主权债务违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政府债务违约之外,私人部门因为政府强制换汇、财政紧缩等举措,也发生偿债和还贷困难。

  在债务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让大陆银行继佩恩广场银行事件后又一次暴露在市场的聚光灯下,财经媒体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大陆银行的管理、风控和产品定价策略,9月大陆银行评级又一次遭到下调。然而,大陆银行管理层依然在为银行的扩张战略辩护,无意收缩经营。拉美债务危机对大陆银行的影响深刻且持久,在1984年1季度银行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前,它的不良贷款达到了创纪录的23亿美元,其中当季新增4亿美元不良贷款的一多半都来源于拉美国家。

  2.3? 1984-1994:谣言四起

  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政府出手救助

  从1981年开始,风险事件与连续下滑的经营业绩不断冲击着市场对于大陆银行的信心,1983年大陆银行甚至只能作价1.57亿美元出售经营良好的信用卡部门来扭转其当年的亏损。1984年5月大陆银行将要出售的传言,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机构投资者纷纷停止在大陆银行滚动资金或撤回存款,使大陆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

  考虑到大陆银行体量过大,关联银行众多,对金融体系稳定十分重要,美国政府机构开始分阶段对其进行临时救助与长期接管。最终在政府的帮助下,大陆银行经营逐渐恢复稳定,并于接管5年后脱离政府接管,1991年完全私有化。对于政府来说,救助大陆银行为自己带来了不小的援助成本.大型银行是否“大而不能倒”,花纳税人的钱对其进行救助是否值得,至今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2.3.1? 市场传言引发挤兑危机

  1984年5月,大陆银行的至暗时刻终于到来。7日,日本机构间传闻美国投行在日本打听是否有机构愿意收购大陆银行,坐实了大陆银行已经资不抵债的猜测。路透社在5月8日报道了这则消息,9日商品信息服务(Commodity News Service)又报道了有日本银行有意向收购大陆银行。伴随着新闻的传播,机构挤兑开始了。因为大陆银行存款保险覆盖率不到15%,一旦破产很多机构资金可能遭遇损失,所以机构资金出逃集中且迅速。仅10天时间,大陆银行就失去了20亿美元外国资金、40亿隔夜资金,面临流动性枯竭的危机。

  大陆银行展开了一系列自救措施。2天内,大陆银行在联储贴现窗口获得的资金就增加到36亿美元。15日,大陆银行宣布整合了纽约摩根信托担保公司牵头的16家国内最大银行50亿美元的私人信贷资金。

  2.3.2? 政府临时与长期救助举措

  可惜的是,大陆银行的自救举措没能挽回市场对它的信任,投资者依然在不断的撤回在银行里的资金,面临违约与破产的大陆银行只能向政府寻求帮助。官方机构FDIC考虑到大陆银行存款中已保险存款只有30亿美元,而未保险存款超过300亿美元,如果任由银行破产清算,则未保险存款部分必遭受冻结和损失,更会有数十上百家资金关联银行倒闭,从而严重打击美国金融体系稳定。因此FDIC认定大陆银行“大而不能倒”,并对其进行公开银行救助。

  救助包括临时措施与长期措施两部分,其中临时措施主要是政府向银行提供临时流动性支持,避免银行被立即破产清算,并为寻找潜在买家收购大陆银行提供一定的时间。若寻找买家失败,则是政府注资、接管、国有化银行的长期举措,在较长的时间内消化银行的现有信贷资产,等待经营基本面转好。

  在4个月的临时救助期间,FDIC和大陆银行都试图找寻潜在收购者,有3家美国大型银行也派出工作组进行了考察,但最终没有找到愿意以合理价格接管大陆银行的投资者。妨碍收购交易的主要原因包括:大陆银行不良资产状况不容易摸清,涉及相当多的诉讼,收购者自身资金不足和法规对跨州设立银行的限制。

  与此同时,大陆银行的资金还在不断流失,为了避免银行破产使FDIC不得不偿付存款人损失,FDIC亲自上阵对大陆银行进行为期5年的接管。在1984至1989年的接管中,伴随着美国经济的企稳复苏,大陆银行经营逐渐稳定,甚至在1988-1989年恢复盈利并发放了当年股利。与此同时,业界对于大陆银行成为国有银行,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的担忧,也迫使FDIC尽快出手手中的股票。91年,在接管合同结束两年后,FDIC卖掉了手中最后一笔大陆银行股票,使后者重新成为私营银行。但是这次危机让大陆银行规模不断缩水,信誉严重受损,难以再次在美国银行界称雄。1994年,大陆银行被欲拓展中西部业务的美国银行收购,它的名字从此在世界上消失。

  回顾整个救助行动,美国政府还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FDIC手中的不良资产回收不顺利,并没能覆盖用于偿还美联储的35亿美元投入,并总计留下15亿美元的赤字。结合额外获得的4亿美元的股票卖出收益和优先股股利,FDIC在救助大陆银行的整个过程中产生了11亿美元的处置成本,占大陆银行总资产的3%左右。

  3、原因分析

  追求增长与规模扩张,是银行经营者的正常诉求。但是在扩张道路上,有很多的经营风险需要我们注意,回顾大陆银行的失败历史,我们总结出大陆银行管理者正是没有做好以下风险防范,最终导致危机:经济周期风险、行业与个体风险、海外风险、流动性风险。

  3.1? 经济周期判断失误

  银行业稳健经营最重要的是顺应经济形势,大陆银行管理层对于经济周期判断失误,是造成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银行业作为一个顺周期行业,在经济复苏与扩张时期顺势增长,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时收缩经营是正常的表现。然而大陆银行在80年代初,经济形势显示出种种衰退信号时,依然维持扩张型的经营政策。此时油价已经下跌,贷款利率开始升高,大陆银行对能源业、房地产业的投入却没有终止,表现出其管理层对经济周期——从大宗商品市场到政府货币政策——的判断失误。美国在整个70年代一直面临着高通胀、高油价的局面,美联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实行过主动的货币政策,因此银行管理层就认为80年代仍将会简单的重复70年代的历史,这是对历史的惯性认知。

  管理层对经济周期缺乏深刻认识,最终害了大陆银行。没有踩准经济节奏,最终使银行在该保守经营、收缩风险敞口的时候依然持续扩张,以至于在周期衰退中吸收了过多的不良资产,在经济下行时承受了比其他银行更广泛、更深层的损失,最终倒在了美国全面复苏的前夜。

  3.2? 行业集中度、个体信用风险缺乏管控

  当存在周期误判的风险时,行业集中度和个体信用风险的管控就成了第二道防线。如果对行业集中度上限做出严格限制,认真审查客户现金流,将贷款发放给信用良好的客户,那么即使衰退来临也不会动摇银行的根基,周期风险只会影响小部分投向顺周期行业的资产,且拥有较好现金流的客户的违约风险不会大幅上升。

  但大陆银行没有做好资产组合管理,其贷款集中度过高,放大了周期风险的危害。大陆银行在快速扩张的几年,没有对行业集中度进行有效管理。贷款发放完全跟随着市场需求变化,这就使得在特定时期,贷款会集中于某些过热行业,在大陆银行中则表现为70年代末贷款集中于能源业、航运业和房地产业。事实确实如此,在FDIC对大陆银行52亿美元不良贷款进行审查时发现,50%都是能源贷款,20%是国际航运贷款,20%是个人、公司贷款与债券、10%是房地产开发贷款。作为一家大型银行,大陆银行将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主要绑定到能源业上。虽然在行业繁荣时,大陆银行可以分得不少行业“蛋糕”,取得超越同行的经营业绩,但是在行业衰退时,市场就会对大陆银行的经营状况产生担忧。从佩恩广场银行事件开始,市场开始担忧大陆银行对能源业敞口过大,进而银行与同业间的业务往来也受到干扰,为之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大陆银行对客户信用审查不够充分,使其在周期衰退时无法阻挡信用风险。大陆银行在扩张计划的过程中操之过急,一味为了规模扩张而忽视了个体信用风险。为了尽快抢占客户和市场,将信贷审批权下放并简化流程。这种操作虽然便利了客户,但导致了银行信贷审查时间不足,审查员只能将重点放在开采设备、船舶、房屋等抵押物上,忽视贷款对象的现金流审查。一旦经济衰退使抵押物价值低于贷款价值,在客户现金流不足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下,银行就很容易遭遇损失。历史总是在轮回,大陆银行的错误在新世纪依然被其他美国银行重复,由于押注房价上涨、过于看重房屋抵押价值,而向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发放住宅抵押贷款,美国又再次发生了次贷危机。

  除了忽视个体风险外,大陆银行的贷款定价策略也存在问题。为了抢占市场,大陆银行向高风险客户发放低于行业一般利率的贷款。大陆银行的竞争对手曾经评论,“在一般我们要求20%贷款利率的时候,大陆银行可以向客户提供16%的优惠利率,不知道它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大陆银行定价过低,使贷款收益不能有效的弥补违约损失,也是其忽视个体信用风险的表现。

  3.3? 海外风险认识不足

  国际化经营是很多大型银行的发展手段,但是大陆银行在国际化期间对于海外风险认识不足,是造成其经营危机的重要原因。第一,大陆银行没有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作出准确预测。对于主要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的拉美国家,由于对商品周期的错误判断,大陆银行没有预见到它们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使其在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遭受损失。第二,大陆银行对于发展中国家偿还主权债务过于自信。它不对拉美国家已有债务杠杆进行分析,甚至没有预料到会有主权国家发生债务违约,因此过多的投资拉美国家国债,最终在发展中国家债务上遭遇滑铁卢。

  3.4? 过度依赖同业资金,负债端结构不健康

  大陆银行负债结构极其不合理,负债端过多的依赖机构资金是导致大陆银行最终爆发流动性危机,也是被政府接管的关键原因。机构的行为具有高度一致性,当银行经营出现问题时资金集中挤兑出逃,加速了银行的流动性短缺和破产风险,不给银行留下时间消化和处理经营问题。即使银行经营一切正常,一旦外部因素导致银行间流动性突然收紧,过度依赖同业资金的银行也很可能面临无钱可借的现状,从而导致违约,影响银行信誉。大陆银行同业负债比例如此之高,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因素和政策限制,另一方面是银行自身原因——资产端扩张过快,负债端缺乏管理。

  除此之外,同业资金比例过高也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除了稳定性差,同业资金一般还会要求市场利率明显高于个人和企业存款。依靠同业资金的银行要么承受着净利差被压缩的痛苦,要么采取“高举高打”的策略。后者虽然保证了净利差,但是考验着银行的市场营销与风控能力,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容易产生不良资产问题。

  4、启示

  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美国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经营风险加剧,在1982-1992年的十年间,美国平均每年有209家银行倒闭。大陆银行只是倒闭潮中的一个缩影。见微知着,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4.1? 对市场化竞争早做准备,健康、有序扩张

  利率市场化及其带来的行业竞争加剧的问题,对于所有银行都是重要的挑战。大陆银行面对行业变革,想要成为头部银行,获取竞争优势的想法固然好,但想要在五六年内就成为美国最大工商业贷款者的目标过于急功近利,显然是面对变革仓促应战、准备不足的表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大陆银行采用粗放式的扩张手段,最终为其带来了隐患。

  所以面对竞争,商业银行首先是要早做准备。市场化竞争是历史的趋势,没有谁可以逃脱改革的命运,永远享受政策红利。因此银行的经营者要始终有危机意识,提前应对竞争,对竞争中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着清楚的认识。这样才能早做准备,为改革争取更多的时间,主动转型,而不是时局所迫地调整。

  其次,制定银行战略规划要合理可行,要能带领银行健康、有序地扩张。银行的发展规划,要基于宏观经济和公司自身状况两方面考量。从公司现有的经营情况出发,发挥优势项目与补短板,更重要的是增长速度要与宏观经济相匹配,才能让银行在不积累风险的情况下取得增长。

  4.2? 把握经济脉络,分散化资产配置

  银行业作为一个顺周期的行业,判断经济周期一直是银行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其次是要合理地进行资产配置:

  第一,要对经济周期做出准确判断,考验着银行经营者的管理技能。在经济趋势向好时,采用进取型的增长战略,搭上经济繁荣的顺风车;在经济即将面临衰退时,采用保守型的增长策略,提前对风险资产做出处置措施,降低风险敞口。第二,周期误判的风险一直存在,银行资产合理配置就成了第二道防线。特别是大型银行,应采用分散、有弹性的行业集中度管理,可以根据市场预测适当增加朝阳行业的集中度,但上限不能过高。这样当行业风险来临时,只会对银行的小部分资产质量产生影响,并不会动摇经营根基。

  想要达到以上两点,银行内部就需要协调好风控与盈利部门的关系,平衡眼前的利润和未来的风险,谨记安全性原则,依照经济形势制定合理的增长速度和各行业集中度上限。当前美国排名前列的银行,无一例外都是百年老店,正是因为重视风险防控,才让他们安然度过危机,坚持到最后。

  4.3? 始终以核心存款为重点,优化负债结构

  大力发展个人、对公存款等核心存款业务是银行成长的必经之路。银行的根本是服务实体经济,其中包括个人与企业的存款项目。想方设法做好服务,满足个人与企业的金融需求,从而获得稳定的核心存款,不但是银行防范流动性风险的方法,更是拓展其他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同业资金在必要时可以成为业务资金的重要补充,但不应该被放置在主要位置。银行还是应该以服务大众为先,而不是以资金运作为先。中国央行也通过监管做出了方向指导,在MPA考核中对同业资金占比做出上限限制,意在让商业银行摆脱依赖同业资金的惰性,优化负债结构,回归传统与正道。

  4.4? “大而不能倒”,不能倒的是存款人,而不是股东

  美国政府机构对大陆银行的救助和接管也引起了社会对“大而不能倒”原则的思考。下面我们从政府、银行存款人与银行股东三方面探讨:

  对政府来说,“大而不能倒”意味着美国人始终认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大于市场规律,这是他们从大萧条中得来的教训。无论什么原因,在重要银行处于危机之时,政府伸出“有形的手”进行干预是必要的。对大陆银行的救助和次贷危机中对美国各大银行的救助,都印证了这一点。关键是如何对银行的“重要性”进行定义,门槛过高会导致危机来临时政府救助不利,门槛过低又会干扰市场规律并加重政府负担。

  对存款人来说,“大而不能倒”意味着存款人在大银行的资金即使没有存款保险,也可以获得政府隐性担保。这增加了存款人把资金投向大型银行的意愿,压低了大型银行的负债成本,进而增强了盈利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获得隐性担保是银行规模经济的一种解释路径。

  对银行股东来说,“大而不能倒”并不意味着股东权益会被政府保障。相反,正是因为政府在救助大陆银行时遭遇损失,原股东股份直接清零,银行被国有化。因此对于银行的股东或是经营者来说,纵使银行做大规模有很多好处,也必须防范风险,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而此时“大而不能倒”并不会成为股东权益的挡箭牌。

  5、大事记

  1857年,商业国民银行(Merchants‘Savings Loan and Trust)成立。

  1923年,与伊利诺伊信托与储蓄银行(IllinoisTrust and Savings Bank)合并,更名为伊利诺伊商人信托公司(Illinois Merchants‘ Trust Co.)。

  1924年,耗费1000万美元的公司总部大楼竣工,成为芝加哥最大的办公楼。

  1961年,成功通过反垄断检查,与城市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合并,成为芝加哥的大陆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

  1981年,公司资产规模达到巅峰时的470亿美元。

  1982年,佩恩广场银行倒闭,大陆银行开始冲销其在广场银行的3.26亿美元不良资产。

  1984年,公司出售的传闻引发挤兑,政府花费45亿美元出手救助,占80%股份。

  1988年,公司名称简化为大陆银行集团(ContinentalBank Corp.)。

  1989年,FDIC同大陆银行的长期接管合同终止。

  1991年,FDIC出售所有股份,大陆银行重新私有化。

  1994年,美国银行以近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大陆银行。

  6、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风险、企业经营风险

  近期重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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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科学家的进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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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科学家的进与退

1994年,王选与妻子陈堃銶一起查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输出的排版胶片。图/新华



王选的进与退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19.7.15总第907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8年12月18日,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教授、方正集团技术奠基人王选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评“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者”。

作为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技术的创始人、方正的“精神领袖”,王选曾以《后汉书》与大家共勉:“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为方正之士矣。”

这段话,也可以说是王选的进退之据。

弯道超车


1976年夏,北大“小助教”王选力排众议,提出要跳过日本流行的光学机械式第二代照排系统,跳过美国流行的阴极射线管式第三代照排系统,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汉字精密照排是1974年8月设立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的三个子项目之一。北京市出版办公室下发的盖着三个大红印章的文件明确写道:“748工程”采用二代机方案,由北京大学承担研制任务。

尽管有红头文件,王选仍坚持自己的四代机方案。因为他查外文资料时发现,二代机早就没有前途了。

他多年养成的科研习惯是,做一个项目之初,首先要了解清楚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他去中国科技情报所查资料,那些外文期刊的借阅卡多是空白的,他的名字常常是第一个。

这时候,他“收听敌台”练就的外语快速反应能力发挥了作用。60年代初,他在查阅国外文献时常感到,每个单词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就是看不快,于是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不过瘾,又去听国外的电台,VOA受干扰听不到,就听BBC,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事情被揭发出来,“收听敌台”成了他的罪状之一,还让他进了学习班。

人们嘲笑他的异想天开。“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还有人怀疑,他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

他找到赏识他的“748工程”办公室主任、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据理力争:“搞应用研究必须要有高起点,着眼系统成熟时未来的国际技术发展,否则,研发出来的成果已是落后的。我们不能跟在国外先进技术后面东施效颦,费力不讨好!”郭平欣说:“你的想法我非常赞同。我没有看错人,可以搞!”

四代机方案最终获得立项,北京大学成立了“748工程”会战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前身),由王选负责整个系统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工作。

后来王选看到钱学森对1956年回国之初建议中国先搞导弹、再研制飞机的解释,颇有心有戚戚焉之感。钱学森说,搞导弹容易搞飞机难。因为飞机是载人的,涉及安全性材料等问题,中国基础工业薄弱,一下子上不去;而导弹是一次性消耗,制导是依靠算法的,中国人聪明,完全有能力想出好的算法。

无独有偶。2001年,中国工程院评选“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王选挂帅的“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以一票之差位居“两弹一星”之后,排名第二。

决战市场


尽管王选的跨越式路径选择获得了支持,但如果他没有做出与跨国公司决战市场的第二个关键决定,“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可能只是鉴定会上一句“国际先进水平”的评语,而不可能成为一场“印刷革命”。

就在原理性样机研制的紧要时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狼”来了。

1979年,世界上最先发明第四代激光照排机的英国蒙纳(Monotype)公司在上海、北京展出英国制造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准备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出版印刷界大多倾向于引进这一系统。

1980年2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给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写了一封四页的亲笔信,反对引进,主张支持北大等单位研制完成先进的系统。主管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也大力支持,批示说:“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邓小平也批示,“应加支持”。

由于领导人的支持和Monotype系统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不完善,第一次引进风潮暂时平息。

不久,王选主持研制的原理性样机通过国家鉴定。王选后来曾说,原理性样机的研制是他一生中难度最大、挑战最多和最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有些设计算得上“首创”。可惜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这项工程,用的却是相当于国际上60年代初期水平的国产硬件。因此后来硬件条件一旦改善,一些“首创”性设计就失去了意义。但你不可能让历史倒流,让中国的国门早10年对世界打开。

王选决定“见好就收”,不致力于原理性样机的实用和生产,而是集中精力研制基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真正实用的Ⅱ型机。

1983年夏,海峡新干线_蜘蛛明星微信红包群怎么加Ⅱ型系统研制成功,但很快就在第二次引进高潮中遭到重创。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但符合当时大势,相关人员还可以出国考察、接受培训,国内出版印刷企业一时间趋之若鹜。在人民日报社组织的是否引进外国系统的专家论证会上,除新华社外,绝大多数参会者都赞成引进。

与第一次风波的1979年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已前进了一大步,有关部门更少干预地方和各部门的引进工作,市场成为主导性的力量。

不利的消息接连传来:一家国家级大报社最终决定购买美国HTS公司的照排设备,6家大报社购买了美、英、日等国生产的5种不同牌子的照排系统,几十家出版社、印刷厂购买了蒙纳系统和若干台日本第三代照排机……

1984年的一天,王选向刚上任的校长丁石孙提议,北大应该成立自己的开发公司。在丁石孙的支持下,1985年春天,北京大学发文成立科技开发公司(1986年正式注册为“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后更名为北大方正)。

王选相信,应用技术成果一定要在市场上接受考验。他曾说,自己能够作出贡献,可能跟比较能“看破红尘”有关。鉴定会常常是“皆大欢喜”,只有市场的认可才是实打实的。而且他一直有一种“负债心理”,因为这一技术还未形成产业,国家投资尚未收回。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有种“逆潮流而上”的感觉,这个决战市场的过程是九死一生的,松一口气就会彻底完蛋。

另一位破釜沉舟者,是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厂长夏天俊。他做过多年记者,思维活跃,在反复考察各种照排系统后得出结论:尽管国外的照排比铅排跨越了一大步,是个质的飞跃,但国内王选研制的照排系统却已经跨了两大步了。他决定配合王选上激光照排。做出这个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已经被“逼上梁山”了。

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的四个版面全部开始采用北大的华光Ⅲ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近十天中,系统的软硬件问题层出不穷。王选手忙脚乱,胆战心惊。一天他值了一夜班回家,同为项目合作者的妻子陈堃銶关切地问他:“怎么样?”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半天才说了两个字:“狼狈!”

经济日报社几乎每天都会刊登向读者的道歉信。报社员工联名给单位领导写信,认为这是拿《经济日报》当试验品,报社担负的是“最大的政治风险”,一致要求下马。报社向夏天俊发出最后通牒:必须在10天内排除故障,做到顺利出报;否则,退回到铅排作业!

好在,限期内故障一一排除,照排系统顶住了压力。

1989年,华光Ⅳ型机开始在全国新闻出版、印刷业推广普及。这年年底,英国蒙纳公司、美国王安公司等来华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先后放弃竞争,退出中国。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黑白书刊出版社和印刷厂采用了以王选技术为核心的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被彻底改造

90年代初,王选养成了一种职业病,每到一处先看报纸是不是用的北大的照排技术。这时,他的职业病终于不治而愈了。

后来,王选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些不看好这个项目的人,有一些是很有能力的计算机专家,他们当时就预见到了在计算机和电子领域内外国货即将对中国产品带来的巨大冲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他们唯一的错误在于低估了北大方案的技术优势和创造潜力。“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我们都不应责怪那些在一个时期内对国产照排系统产生动摇或在1987年前主张引进或购买国外照排系统的同志。”


进军海外


北大新技术公司成立之初,与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是技术转让与合作的关系。随着业务的发展,双方在科研管理、人才使用、转让费支付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更严重的是,公司自行安排一部分人进行研发,想抛开研究所赚取更多利润;研究所很多人则提出,干脆也办个公司,自己开发的产品自己卖。

王选承受着来自公司和研究所的双重压力。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两者不能分道扬镳,而应该结合得更紧密,更科学有效。他提出了“顶天立地一条龙的产学研结合模式”:“顶天”即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即把技术商品化并大量推广、应用。

他的建议得到了校方的支持。1992年,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正式成立。

集团成立不久,即投资500万美元,与香港商人张旋龙的金山公司合资成立了香港方正。

张旋龙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85年,他去日本筑波参观世界博览会,对中国展位上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产生兴趣,决定找机会拜会一下王选。年底,在丁石孙的介绍下,他结识了王选。

那天,三人共进晚餐,张旋龙和丁石孙聊得兴起,王选只顾埋头吃饭,吃完打个招呼就离开了。

几天后,张旋龙和王选约定见一面。在王选办公室外的走廊上,张旋龙向王选介绍了香港金山公司,王选直言“没听过”。张旋龙问他听过哪些公司,他列出了IBM等几家跨国公司。

张旋龙说:“那时他看我一个香港年轻人油嘴滑舌,觉得我像是骗人的。”两人都没想到,日后他们会成为最亲密的战友。

王选想把排版系统推向海外市场,张旋龙懂市场、有海外资源,双方开始合作。

1996年1月23日,王选与张旋龙抵达台北“打天下”。当晚,王选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王选认为这次机会不易,没有听从建议马上回去处理后事,继续在台湾待了一个多星期,开会、演讲,引发空前轰动。只是在无人时,张旋龙发现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暗自神伤。

张旋龙还协助将照排系统卖到了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拿下了海外中文报纸排版系统80%的市场,实现了几乎100%的员工本地化。

1995年,方正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计划在香港上市。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与方正集团联合成立方正技术研究院,王选担任院长。

12月21日,方正以红筹股方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王选挂名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旋龙担任总裁。


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科学家的进与退

(1995年12月,方正(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董事局主席王选(右)与总裁张旋龙在仪式上。图/受访者提供)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王选已经从学者转型为“儒商”,正式下海。王选自己却一直很清醒地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企业家”,只是“一个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他名片上的身份一直写的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而不是“董事局主席”。但张旋龙认为,其实他的市场眼光十分精准。

就在方正在香港上市这天,王选站在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发表演讲,他说:“我们不把中文出版系统进入海外市场看作走向国际的标志,只有非中文领域的产品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才算真正的国际化。”

这时,他已将目光瞄准了日本。他去日本考察时发现,日本的出版市场容量有中国的10倍,但其软件并不先进,完全可以依靠自主技术打进去,在如此庞大的市场占领一席之地。他惊呼:“这个市场太可爱了!”

1997年,方正集团与日本第二大杂志社——日本株式会社利库路特(Recruit)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签约仪式,该公司花400万美元购买了方正日文出版系统。方正日文出版系统被用于出版日本着名大型杂志《Carsen-sor》阴阳鬼医_蜘蛛明星微信红包群怎么加,这是一个双周刊,有关西、关东、名古屋三个版,每期多达1500页左右,含上万张照片和大量广告。与以前该杂志使用的美国系统相比,生产效率提高近10倍,被认为是日本同类系统中最先进的。

扶持年轻人


王选更看好日本市场的原因是,发达的日本市场能带来很多国内碰不到的需求,将刺激北大计算机所一批优秀年轻人的创造才能,使他们产生去发达国家领导技术新潮流的使命感,这是高额奖金所买不到的。

早在1993年,王选就产生了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的想法。

那年春节,他利用假期废寝忘食搞出了一项科研。节后上班,他兴奋地把研究成果拿给自己的学生刘志红看。25岁的刘志红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这件事对王选的震动很大。他想起华裔电脑巨头王安、美国巨型计算机之父克雷、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DEC的总裁奥尔森,都是叱咤计算机界的风云人物,却都因晚年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潮流,从而导致下台甚至公司破产。

不久后,王选任命了3个年轻的研究室主任,分别是:36岁的肖建国、28岁的阳振坤和28岁的汤帜。


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科学家的进与退

1993年,王选(中)在听汤帜(左)的汇报。图/受访者提供


汤帜被提拔为研究室主任时,正是开发飞腾中文排版系统的初始阶段,王选为他调去很多优秀的程序员。那时互联网还不发达,王选托人把资料和软件从国外带回来。

1995年开始,王选让汤帜去做日快递爱心汤有怪味_蜘蛛明星微信红包群怎么加语的排版软件。这是一项挑战性很大的任务,因为日本人对排版软件的要求苛刻细致,这对汤帜的成长影响很大。

王选曾说,有三件事让他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伯爵_蜘蛛明星微信红包群怎么加解,感受到难以形容的愉快和享受;其二是苦苦开发的产品实现了产业化,被用户大规模地使用,这种成就感千金难买;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以重任。

他曾谈起为什么看好汤帜。汤帜读研期间做了图形裁剪软件,难度很大。王选问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汤帜说,想不出来再想,一直想到明白为止。王选当时就断定,此人将来会有出息。“我断定他能在研发一线干到50多岁,因为他具备三个特征:痴迷技术、思维严谨、团结能力。”

汤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选对他的影响是一种言传身教。他记得在90年代的大机房里面,王选想找谁沟通,会经常直接走到他身边去,而不是把人叫去办公室。

王选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布局一代的“三步走”策略对汤帜影响深刻。“90年代末和新千年初时,国外的新技术一出现,我们基本上马上就会有新技术和他们竞争,甚至超过他们,就是得益于王选老师的前瞻性眼光。”他后来主持研发的“基于数字版权保护的电子图书出版及应用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对于王选“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者”这一称号,汤帜认为,王选是100位改革先锋中对体制改革作出特殊贡献的,在产业推广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退出管理一线

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王选却有清醒的危机意识。他清楚,以技术发家、以技术为本的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技术是否一直领先,这就是领先的脆弱性。他提醒,要警惕“成功是失败之母”。

对自己,他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从1997起,年过六旬的王选开始退出管理一线。他说,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

2002年,他宣布辞去方正控股(原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他幽默地形容自己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他说,有一种马太效应,就是已经得到的会得到更多,没有得到的永远得不到,在中国尤其要警惕马太效应。“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仓鼠_蜘蛛明星微信红包群怎么加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

王选说,世界上少有60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60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人。“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111_蜘蛛明星微信红包群怎么加,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作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所以千万不要把所有院士都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最幸运的选择”

2000年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张旋龙在香港的家中接到了王选的电话:“旋龙,我查出癌症了,别担心,我一定战胜这个癌细胞。”

2005年的一天,病中的王选还和张旋龙谈笑风生。他说希望照排系统能进入英文出版业,还让张旋龙带一些香港的报刊给他看,但不要登明星新闻的娱乐杂志。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交谈,不久后,王选开始住院,再也没有出来。

确诊罹患肺癌的第三天,王选就写下了一份遗嘱。

遗嘱中说,当癌细胞全面转移、医生认为只是延长寿命之时,就坚决要求实施“安乐死”。妻子陈堃銶也支持这样做,两人都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在安乐死或正常脑死亡时,立即捐献所有有用的器官,并于12小时之内火化,“完全避免遗体告别、追悼会等我最最反对的程序”。家属不陪同,骨灰不保留。不得用公款为他设立基金。

他说,自己对国家前途、对方正和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单位一代代领导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他把财产都留给了妻子陈堃銶,说由她决定何时捐出多少财产,“她对名利看得十分淡薄”。王选一直觉得,是自己剥削了陈堃銶,两人的荣誉加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我常说我一生有十个重大选择,其实我最幸运的是与陈堃銶结合。没有她就没有激光照排。”

2006年2月12日晚上,王选突然消化道大出血,病情恶化。2月13日上午,他的呼吸越来越衰竭、血压不断下降,输进去的血和流出来的血颜色几乎没有区别。

深知丈夫心愿的陈堃銶将脸贴在他耳边轻声问:“那咱们不输血啦?留给更需要的人吧?”尽管闭着眼睛,王选还是肯定地点点头。

2006年2月13日11时03分,王选安详离世,享年69岁。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最令人动容的一次,自主选择了自己的离开。

(本文参考了丛中笑所着《王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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